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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彧 | 论数字货币的信用传承与形态变革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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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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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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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比特币作为 “非法定货币” 进行严厉打击的度并不意味着监管部门对“数字货币” 时代的到来充耳不闻。
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已着手论证在我国推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由此成为全球最早研发法定数字货币的央行之一；2017年初，央行数字货币开始进行线下的模拟试运行；2017年末，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在深圳正式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与部分商业银行和有关机构共同开展数字人民币体系的研发；2019年２月，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 “三定”方案中设立了 “数字货币与防伪管理处”，专司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和管理工作；2020年４月，人民币数字货币 首次在苏州于实际场景中上线实测。
除了中国以外，随着全球对现金需求的下降，货币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可以实现多个公共政策目标，包括促进普惠金融、保护消费者支付隐私安全以及提供私人部门无 法提供的服务等，因此，世界各国和地区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尝试也是如火如荼。
比如美联储提出了重构更快、更实时支付体系的行动计划，英格兰银行提出将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纳入其研究日程，加拿大央行、香港金管局、新加坡金管局等纷纷开展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实验。
甚至瑞典、委内瑞拉已经推出电子克朗、“石油币” 等法定电子货币，而更多国家的法定数字货币 也正蓄势待发，准备度势而生。
二、数字货币的形态变革：从 “贝壳” 到 “数字” 迭代
从历史上看，当从偶发的 “以物易物” 交易转换到贝壳、奇石等最先作为 “一般等价物” 充当交换的媒介时，贝壳、奇石本身除了特定的观赏性外，并没有内在的使用价值，它们之所以成为作为货币雏形的一般等价物，主要是来源于其因为人类认同其 “稀缺性” 而产生的 “价值贮藏”功能。
换句话说，人们因为对物品交换过程中的价值贮藏的需要而产生了对于交换价值度量中介的需求，由此产生了贝壳货币等货币雏形。在此基础上，为了度量的标准性，金、银、铜等贵重金属（同样呈现稀缺性）替代了之前这些奇异的贝壳、石头充当起了一般等价物。可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最早并非基于国家的强制性规定而产生，最开始的货币是一种社会制度，而非国家制度。如同农业生产过程中发明的铁制工具，货币在本质上也是人类社会为了更好地生存和更有效率地发展而发明的 “制度性”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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