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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彧 | 论数字货币的信用传承与形态变革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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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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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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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模式下，钱庄主们或银行家们不难发现，其能够吸引到钱庄进行保管的实物货币越多，可偷偷进行放贷的规模就越大，私下获取的额外利润也就越多。由此形成的必然结果就是钱庄突破原有单纯的 “保管—支付” 业务模式， 开始以有偿支付 “利息” 的方式吸引他人 （ “储户” ） 在钱庄存入实物货币， 并借助储户实物货币的信用作为掩护， 对外积极放贷以收取 “利差”。
此时，钱庄已经从货币信用单纯的支付中介转向货币支付的信用中介，钱庄的业务呈现出用 “别人的钱而 “以钱生钱” 的特点： 一方面， 对于储户而言，其未来收回实物货币的保障已经不是依赖于钱庄原来１∶１配比关系下的实物货币保管关系，而是取决于钱庄自身偿付能力的信用；另一方面，对于贷款人而言，其存在一种通过钱庄提前获得 “货币” 用于自身需要的可能， 尽管这种可能是以其支付贷款利息作为对价。在从 “保管—支付” 模式转为 “吸储—放贷” 模式的过程中， 钱庄从单纯的支付中介转换成了信用中介的角色 （包括后来由此衍生出的纸币发行），并经过逐步的演化历程，发源于钱庄形式的银行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工具最终将实物货币上的 “价值信用” 或明或暗地渐变为银行的 “人身信用”。
纸币通过银行的信用放大作用，使得脱钩于 “金本位” 后的单纯纸币发行制度能够满足现代生产力快速发展后将其作为一般等价物进行交换的需求，纸币的发行与流通很好地解决了工商业的支付与结算的问题，促进了统一、开放的金融体系的形成。
而随着纸币需求量的激增， 一方面， 纸币的防伪、印刷、运输、保管、回收也都需要发生相应的成本（虽然对于国家而言，这种成本相对于发钞的收益要小得多）；另一方面，过往动荡世界带给人类对于未来世界的危机感和不信任感增强了寻找更为有效的信任机制的动力。因此，区块链技术的出现就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在更大范围内达成信任共识的途径。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实际上是一 场社会实验， 这场社会实验虽然暴露出虚拟货币的致命缺陷， 但客观上却发挥了播种机和宣传队的作用，让人们认识到通过互联网达成共识的可行机制及其巨大价值， 由此为数字货币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在此意义上，货币之所以作为一般等价物被世人所接受并使用，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货币自身所拥有的交换价值，货币的秘密乃藏身于货币背后的 “信用”机制。换句话说， 货币之所以成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只是因为“钱 是农业、制造和贸易等所有创业活动的必要工 具”，货币最为关键、重要的功能在于其承担起了“信用转换” 的功能，只有依托于货币这种工具背后的“信用” 的依赖，货币才有可能在特定区域的特定群体内得以大规模承认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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